美财长：对中国145%关税无法长期维持

近年来，中美经贸关系持续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近期关于"对中国145%关税无法长期维持"的表态，再次引发各界对两国贸易政策的深入思考。这一表态背后，反映的是美国当前面临的经济现实与战略考量之间的深刻矛盾。从经济数据来看，美国对华加征高额关税的政策正在遭遇严峻挑战。根据最新统计，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平均关税税率已高达19%，远高于特朗普政府初期的3%左右。特别是在某些特定领域，如钢铁、铝制品等，关税税率甚至高达145%。这种保护主义措施实施七年来，不仅未能实现预期的产业回流目标，反而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多重负面影响。首先，高关税直接推高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。美国商会的研究显示，加征关税使美国企业每年多支出约800亿美元。这些成本最终都转嫁给了消费者，导致通胀压力持续。以钢铁行业为例，美国国内钢铁价格比全球平均价格高出约50%，严重削弱了下游制造业的竞争力。汽车、机械制造等行业因此承受巨大压力，就业市场也受到波及。其次，关税战未能有效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仍高达3820亿美元，与2018年相比仅下降约15%。这一微幅下降主要源于疫情后全球供应链重组，而非关税政策的直接效果。相反，美国企业为规避关税而将供应链转移至越南、墨西哥等第三国，反而增加了中间环节成本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高关税政策正在削弱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。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基地的地位并未因关税而改变，反而通过产业升级增强了在高附加值领域的优势。美国企业若长期被隔离于中国供应链之外，将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方面逐渐落后。半导体、新能源等战略产业已经出现这种苗头。从政治层面看，持续的高关税政策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国内压力。美国中小企业协会近期调查显示，超过60%的会员企业认为对华关税损害了他们的利益。农业州议员频频发声，要求政府重新考虑关税政策，以恢复对中国市场的农产品出口。这些政治压力在选举年显得尤为突出。耶伦财长的表态反映了拜登政府内部对现行贸易政策的重新评估。她在多个场合强调，关税应该是"战略性的而非惩罚性的"，暗示美国政府可能寻求通过谈判降低部分非战略性商品的关税。这种务实态度与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等人主张的"小院高墙"战略形成呼应，即只在关键技术领域保持严格限制。从国际经济格局演变来看，维持高关税政策也越来越不符合现实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(RCEP)的生效，使亚太地区形成了更紧密的经贸网络。美国企业若持续被排除在这一体系之外，将错失亚洲经济增长的红利。欧盟与中国的投资协定谈判虽然波折不断，但双方经贸联系仍在深化，这给美国带来了竞争压力。对中国而言，高关税虽然带来短期挑战，但也加速了经济结构调整。2024年中国对东盟、非洲和拉美的出口增速均超过对美出口，市场多元化取得显著进展。在电动汽车、光伏等新兴产业领域，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正在转化为市场优势。这种结构性变化使得中国在中美经贸博弈中拥有更多回旋空间。展望未来，中美经贸关系可能进入一个"竞合并存"的新阶段。双方在半导体、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仍将持续，但在气候变化、公共卫生等全球性议题上又有合作需求。这种复杂性决定了全面脱钩既不现实也不可取。耶伦的务实表态或许预示着美国将转向更精细化的贸易政策，在保持核心技术优势的同时，逐步恢复正常的经贸往来。对全球经贸体系而言，中美关税战的缓和将产生积极外溢效应。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进程有望获得新动力，多边贸易规则将得到维护。发展中国家也能从中受益，避免被迫选边站队的困境。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，减少贸易壁垒将成为刺激增长的重要举措。当然，政策调整不会一蹴而就。美国国内政治因素、战略竞争思维仍将制约经贸关系的改善进程。但经济规律终将发挥作用，正如耶伦所言，145%的高关税"无法长期维持"。这一判断不仅基于经济理性，也反映了对中美关系本质的深刻认知——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良性互动，对全球繁荣稳定至关重要。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，零和思维没有出路。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，取决于双方能否在竞争中建立新平衡，在博弈中找到共存之道。耶伦的最新表态或许只是一个小信号，但可能预示着大转变的开始。